得谢范六日书，为慰。桓公威勋，当求之古，令人叹息；比当集姚襄也。

案中军将军浩过蒙朝恩，叨窃非据，宠灵超卓，再司京辇，不能恭慎所任，恪居职次，而侵官离局，高下在心。前司徒臣谟执义履素，位居台辅，师傅先帝，朝之元老，年登七十，以礼请退，虽临轩固辞，不顺恩旨，适足以明逊让之风，弘优贤之礼。而浩虚生狡说，疑误朝听，狱之有司，将致大辟。自羯胡夭亡，群凶殄灭，而百姓涂炭，企迟拯接。浩受专征之重，无雪耻之志，坐自封植，妄生风尘，遂使寇雠稽诛，奸逆并起，华夏鼎沸，黎元殄悴。浩惧罪将及，不容于朝，外声进讨，内求苟免，出次寿阳，顿甲弥年，倾天府之资，竭五州之力，收合无赖，以自强卫，爵命无章，猜害罔顾。故范丰之属反叛于芍陂，奇德、龙会作变于肘腋。羌帅姚襄率众归化，遣其母弟入质京邑，浩不能抚而用之，阴图杀害，再遣刺客，为襄所觉。襄遂惶惧，用致逆命，生长乱阶，自浩始也。复不能以时扫灭，纵放小竖，鼓行毒害，身狼狈于山桑，军破碎于梁国，舟车焚烧，辎重覆没，三军积实，反以资寇，精甲利器，更为贼用，神怒人怨，众之所弃，倾危之忧，将及社稷，臣所以忘寝屏营，启处无地。

夫率正显义，所以致训，明罚敕法，所以齐众，伏愿陛下上追唐尧放命之刑，下鉴《春秋》无君之典。若圣上含弘，未忍诛殛，且宜遐弃，摈之荒裔。虽未足以塞山海之责，粗可以宣诫于将来矣（《晋书·殷浩传》）。

臣闻夷狄之不可以久居中原也尚矣。方石虎强盛之时，自以为非天摧地陷，则子子孙孙永无后忧，盖谓江东不足虑，而中原未必有变也。一旦争夺之祸起于诸子，石韬之血未乾，而张豺之谋已启，石世、石遵、石鉴之徒，未踰一年而互相杀夺。自元海以来，夷狄之内自相残，未有甚如此时者也。褚裒乘此之衅，举兵北伐，而倒戈以迎王师，襁负以降军门者，日以千计。朝野之士，皆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裒之此举，固已有混一华夷气象。使其席胜长驱，有进无退，则毡裘之生聚，自此无遗种矣。奈何裒之初出，非自中指，师行而朝议不许，师进而佐兵不继。出未踰时，而遽以王龛之败，召元帅以班师，使之南辕返旆，还入京口。当此之时，非惟山东、河南之失望，而河北二十万之遗黎已渡河而无所依附，悉入于苻健等辈垂涎之口。江东君臣，其□兵纵敌之祸，可胜言哉！呜呼！晋人之纵敌，盖非一矣。石氏自遵、鉴而下，一门昆季既已内自相残，而冉闵、石祗之徒方且更相伺隙，未知所以息肩之日。一时英雄，各怀去就而莫适为主。数年之间，相继款附者不绝如线。苻洪以冉闵之故，遣使请降；而苻健以麻秋之祸，则又称爵以听王命；姚弋仲以石祗之夭，稽首来归；而姚襄以弋仲之死，则又单骑以至寿春；冉闵以石鉴之诛，临江告晋；而冉智以慕容俊之祸，则又奉玺以求兵助。此辈狼子野心，诡诈百出，其来致款附者，虽非皆出于诚，然而亦必内有变故，然后肯为此举。使江东君臣真以恢复中原为志，因其献款之际，或屈而臣之，成从而蹙之，则夷狄之祸必不至蔓延于天下。岂意一时之人，志懦才弱，不足以堪此事。王龛稍败，而褚裒之军俄已召归，继此之后，不复再出。中原豪杰，一切纵之而不问，其亦何心哉？且一胜一负，兵家常势，人不可以噎而废食，将不可以一挫而班师，是以李广前锋之失利，不足以寝卫青伐敌之兵；高霞寓偏师之少却，不足以沮裴度讨蔡之志。而况裒之时，虏势极衰，人心极顺。三胜一失，何足损威？纵使当时君臣谓裒非长虑，谓裒为不武，则天下独无人乎？不过别选贤将，从而代之。如邓禹关中之败，代以冯异，而终破赤眉，郭子仪滏水之败，代以李光弼，而终破安庆绪可也，而何至召元师而班全师？彭城之役，即已坐失机会，而乃今年以燕师之号命慕容俊，明年以信都、襄国之号命苻洪及其子健，又明年以高陵、太原之号命姚弋仲及其子襄。客主初不相通，而心志初不相依，但惟以方州遥授，以虚爵羁縻，此曹窘于变故，应既受命，而封豕长蛇之性自若也。故款附未几，而旋又背去。苻健则自枋头以入关，慕容俊则自幽州以入冀，姚襄则自颍昌以入洛。前日之稽首请降而愿受封爵者，今复起而为勍敌于关河许洛之间。中原之鹿，奔逸四散，固已分逐于群雄之手，而晋人方且弛然安卧，若不知觉，岂东晋之人才立江东之庙社，而遽忘中原之陵寝乎？呜呼！粤自永嘉之乱，晋迁江左，其立国于金陵者，姑寓云耳。绵历数世之后，而在朝已无中原旧臣，后生晚出，稔于闻见，遂以为晋之庙社实在江东，为晋之计者，止当限长江而谨守，不当越长江以侥幸。一有议及北征，则争相沮抑。是以石勒之死也，庾亮尝欲出田襄阳，而蔡谟难之；石虎之死也，庾翼又欲徙屯安陆，而孙绰谏之。至是裒之戒严，胜势已见，而朝议又欲沮止。虽其后殷浩之出，稍自中指，而王羲之之徒盖未尝少许也。庾亮、殷浩方行万里，出门而车轴折，姑置勿云。而褚裒之在彭城，凡河朔之士庶悉渡河以来归，而关中豪杰又复背石苞以应晋，此华夷将遂混合之时也。晋之诸臣乘此之衅，自当厉兵秣马，以与裒共驱，不然则选将益军以壮裒后距，而一时权要如蔡司徒者，方且坐观成败，不肯渡一卒以佽助之，而又遂韩卢、东郭所以俱毙之论而沮毁其事。肉食者鄙，例无远谋，其败人意如此，为国家者，果何赖耶？呜呼！晋自建武以讫永和，历世凡五，历年凡二十有七，平时郁郁，常恨中原无衅；一旦获遭，而蔡谟之徒乃多出懦语以掣褚裒之肘，遂使恢复之功俄成而坏。而后世󲦤绅之士，拾其遗迹而论之，尚以谟等为谋国得策。如此，则是东晋之君俱当拱手环坐，俟河之清，而中原五世之陵寝无时而可复也。昔乎建康苏峻之乱，温峤举义兵于武昌以讨之，朝士来者，皆谓峻之徒众，骁勇无敌，今日之举惟仗天讨，若以人事言之，未易除也，而峤勃然变色曰：「诸君怯懦，乃是誉贼」。于是奋兵从白石垒以攻之，一举而遂平苏峻。使峤当谟之时，而出数语以斥其懦，则朝臣气稍振，而彭城之师必不至仓卒以召归。岂意冠剑盈朝，而更相唯唯，至今使人愤抑而不平。故将举江东以图恢复之功者，必先辟蔡谟之说而后可。

臣闻晋自永和以后，中原兵火之劫未艾，而毡裘异类，纷然而割据之。苻健，氐之遗种也，而据关中；姚襄，羌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南；慕容氏，鲜卑之遗种也，而据河北。大抵江淮以北，秦陇以西，尽为毡裘之聚，晋之群臣相与熟视其代兴，而莫敢谁何。惟桓温以一世之豪，锐意讨伐，频年举众而搏战中原，如捕蛟螭，攫虎豹，不肯少容其纵。初征苻健，而遂至灞上，灞上，即今永兴之灞河也。次征姚襄，而遂至金镛，金镛，即今河南之洛城也。次征慕容氏，而遂至枋头，枋头，即今河北之卫州也。温军三出而三立奇功，批亢捣虚，直搏贼垒，其克敌制胜之功，抑亦壮矣！惜夫勇虽有馀，而进锐退速。其北伐之师，虽则入中原，而类皆巽懦观望而返。返自灞上，而关西则望绝；返自金镛，而河南之望绝；返自枋头，而河北之望绝。非惟不足以救斯民涂炭之祸，而适足坚斯民从贼之心。尝原其所以侮，金镛、枋头之失，则实自灞上之役始，深可为之痛惜也。且关西之俗，鼓义慷慨，遇真人则欣慕，闻义师则响应。故高祖入关，则争具牛酒；光武持节，而喜见官仪；宋武西入长安，而感泣愿留；广平王收复京师，而欢呼夹道。然风声之所激，虽且翕然而集，而拯救之不利，则俄亦涣然而漓。故邓禹之至冯翊，三辅益尝争赴矣；而禹之逡巡北引，则旋归盆子。诸葛亮攻祁山，三郡盖尝遥应矣，而亮之迟疑不进，则还附曹真。当其闻风趋附而鳞集辐凑者，不可不疾乘其会而慰安之也。方温之至灞上也，关中之父子兄弟持牛酒以迎劳，望官军而感泣者，无异于汉。是时苻健之在长安，仅以羸卒数千，而退保小城，其势固已岌岌。使温于此，因秦民悦附之心，鼓义师锐胜之气，如子仪阅兵南州之日，以至诚而动众，如李晟进屯渭桥之时，以忠义而感人，夫然后进旗鸣鼓，航一苇以至灞河，则苻氏之遗种，当厥角稽首，以献降款于军门。不然，则三秦豪杰，必将内搏苻健，而开门以纳官军矣。岂意温不能然，当此屯军灞上，隔长安才一水，睨视长安之楼橹，四顾徘徊而不敢进。未几而回辕反旆，轻徙降人三千馀口出于蓝田之南，此何为也哉！温之所徙，其果秦中之豪杰乎？抑亦系累老弱，而归以夸兴于江东者乎？观温之在灞上，王猛被褐而谒之，责之以长安咫尺，不渡灞水，而三秦豪杰所以不至，则其所徙者，非豪民也。夫陇上多豪，山西出将，盖风土使然。而先汉之世，又徙六国强族十馀万户于关中，是以秦之豪民日益增众。逮至西晋之末，苻洪尝说石虎徙关中豪杰以内实京师，而洪以都督流人之号处于枋头，其后苻健卒因枋头馀众以入关。又姚弋仲亦尝说石氏徙陇上豪强以虚秦陇之心腹，而弋仲以安西之号处于清河，其后姚苌卒因西州强族以兴渭北。盖关中豪杰雄盖一世，以关中之豪而复攻关中，则何往而不济？温之所徙岂真豪也哉？王猛之在当时，极谈世事，议论英发，如猛一人，盖可敌关中豪杰十万，而温款接未几，旋复谢去，卒使留佐苻坚，为晋人心腹之患几三十年，非惟不能籍猛以攻苻健，而又不能招猛以归晋室，何温之忍为此举也！大抵温之北伐，初但欲以功名取时望，非果必攻必取，荡其巢穴，而为混一华夷之计。是以其后虽再取金墉，入枋头，而旋即班师，中原之地，若不能一朝居者。其视灞上之役，同为一律。观其洛阳之役，王述谓温初无事实，徒欲以虚势威朝廷，而温之议果寝。枋头之役，郗超谓乃今盛夏之际，可以径造邺城，而温牵引日月，竟不能决，则其行兵用师之意盖可见矣。其所以威亵而不张，兵退而无怍，其兆于灞上之役乎。虽然，温之豪悍，真可以笞箠羌夷，扫除丑类，而中原三入，皆不克有终，温岂固乐为此哉？尝试循其迹而逆观之，则所以疑温之心，而启温之纵者，当时君相不为无失也。且温之跳梁暴横，固一世之老奸，而果敢激烈，亦一时之豪杰，笼络驾驭，如汉祖之所以待韩、彭者，则其智力当为国用，不然，则屏之斥之，勿使之容易弄兵可也。而晋朝诸公则不然。会稽道子之徒，顾以温有征蜀之功，疑而不用，温之众才达武昌，而遽以驺虞幡住之，攘戎之手，羁制于荆襄之间，而乃以殷浩之晚才，进当征讨之任。逮夫桑洛之败，温始拜表辄出，而朝廷止之不能，温于是有轻朝廷，而无必取中原之志。其师之迭出，姑欲辉戈耀甲，间立奇功，以服时望而要九锡耳。夫以温之才力，朝廷不能用之，而乃使温用朝廷，举十万之师，出入往来，一任其所为，而成败进退，未尝一问，卒使英雄果敢之气，变而为跳梁跋扈之祸。当时无政，一至如此！其所以不能尽复中原者，岂独用兵之罪哉？实当时君臣有以启之耳。而或者乃以为吴兵轻果，利于速战，旷日相持，则其锐气自挫，故桓温用之以征中原，虽暂能于前，而旋复失利于后，其厚诬江东也甚矣。兹故极论其所以成败之迹，而为江东一洗之。

孔子曰。夏道不亡。商德不作。商道不亡。周德不作。梁自侯景入寇。萧察外奔。西邻责言。南风不竞。篡杀三帝。覆没两都。可谓亡矣。但人痛既深。天道亦悔。是以大命集于有陈也。武帝身长七尺。垂手过膝。盖姚襄刘备之俦也。惟宽以容物。明以知人。旷荡不羁。雄勇盖世。声振岭表。功济日南。属王室不纲。大难未已。江湖偫盗。日寻戈戎。是以投袂而呼。夕不待旦。以梁大宝三年二月。会王僧辨于白茅湾。齐小白之合诸侯。以谋王室。臧子源之要天地。惟讨贼臣。故戮力尽心。有死无二。义声一发。其从如云。端居不言。神光满室。建牙将指。飞龙在天。其所志也。叛而伐之。伏而舍之。伐叛刑也。柔伏德也。德刑既举。人知其心。旦为仇雠。暮为宾友。文公指白水。萧王推赤心。不足加也。若乃侯瑱贼将也。降无季布之疑。安都败帅也。归受孟明之任。重孝穆之义。待之如宾。释欧阳之囚。惟贤是用。故得偫材毕用。众勇合威。荡遍地之横流。廓溥天之巨禄。脔侯景于竹町。执王伟于草间。爰其息归。瞻乌遂止。仍以新不间旧。疏不间亲。高让近臣。方求别统。昔魏推袁绍。汉谢项王。道贵能伸。理不嫌屈。及江陵不守。丧君有君。疆场无虞。偫臣辑睦。足以摅三瞳（疑）之遗愤。歇万国之夙悲。既上宰变图。假立非次。晋出子圉。秦纳贞阳。陵谷迁移。对之长叹。君臣易位。但觉悲哉。况乃居泛不归。焉用方伯。在郑未纳。谁曰勤王。于是潜谋腹心。阴召武旅。囚杜陵于别室。告文帝于临时。舟乘旦潮。旗寝夜月。扫重氛于绛阙。反宸极于紫微。役不浃辰。区宇大定。加以北挫萧轨。西拒王琳。圣德日新。元勋渐茂。然后继宋齐之丕业。承舜禹之大名。升坛而告上元。分圭以揖偫后。大哉美哉。人无间焉。但云雷尚屯。边尘未弭。翌日告渐。缀衣在庭。楚之王孙。叹布衣之未返。燕之太子。践机桥而不归。悲夫。

上更化改元之九年二月，工部尚书刘公薨，诏以光禄大夫告其第。十四年六月，有司按《谥法》，博闻多见曰文，正直无邪曰简，请谥公曰文简，诏从之。其孤垕以前尚书郎三山陈公孔硕之状来谒铭。德秀从公游有年，凡其修身立己、正君端朝之本末，实具知之。顾常窃论，公平生大节，虽未易以一善名，然溯其学问之源流，与夫见诸谋谟事业，则惟正之一言足以蔽之。盖公皇考银青府君蚤受学于屏山刘先生、籍溪胡先生，尽得理义精微之蕴。公幼在家庭，耳濡目染。少长，府君授以河南程氏书，曰观此可以为学矣。晦庵先生朱文公以道德为学者师，公出入其门，切磨讲贯者数十年，视他从游之士为最久，而所造为特深，则其学固已粹然一出于正矣。公之天资厚重而不浮，纯一而弗杂，又尝用工于致知力行之地，故其言必正言，行必正行，确然自守，以终其身。晚登朝廷，致位侍从，虽未及尽行其志，而奋忠陈谋，察微虑远，汲汲于扶持天下之正论，而诡随迎合以售其私者一亡有焉。故德秀以为「正」之一言足以槩公之平生者，讵不信夫！今明诏用有司之议，以正直无邪谥公，其可谓不虚美矣。盖正者直之所自出，直者正之所自形，二字之褒，传信百世，奚复以铭为哉！垕曰：「古者有诔有铭，铭不可以诔废也，君其弗辞」。乃即陈公之状，剟取其要而书之。公讳爚，字晦伯，盖汉之胄，出于讳豳者。遭五季之乱，自光州固始迁焉，遂为建阳后山人。十世至银青府君，以累举恩入官，终于朝奉大夫致仕。公其长子也。以乾道八年进士主绍兴府山阴簿，再调饶州录事参军，于郡政裨赞最力。同僚有忌公者，械公之吏以求其私，卒毫发无所得。后其人以他故抵罪，遭按问，惶駴失措，公摄其官，反营护之使免，人谓公为长者。调连城令，邑居临汀穷僻处，民力困而上供烦。公首捐令添给与凡例所当取者，岁为钱几千缗，撙节他费尤多，由是得以稍蠲民间无名之敛，汀人至今德之。新其县之学，而教诸生以入德之方，士为翕然知乡。改宣教郎、知福州闽县事，清静平易，有古循吏风。邑有洲田，因潮耗息，有寓公素贵，欲夺数十下户田，公援前帅奏请折其妄，民得安业，帅守诸台联章论荐。秩满至都，时朝多君子，皆知公，欲留之。且诸台之荐，固尝有旨升擢矣。公自谓与丞相赵公有连当避，乞通判潭州以归。上新受内禅，公寓书丞相曰：「前日之事，如病寒热，一旦解散，即无所苦。至于蛊毒中人，初不自觉，触物而发必死矣。孔子曰：抑亦先觉者，是贤乎」！盖指韩侂胄也，其后迄如公言。丁外艰，服除，主管都大坑冶司文字。知德庆府，至郡葺学宫，练军实。蜑户舟船有禁，为亟除之，且罢两邑科敷之不正者。受代，入对言：「前者北伐之役，执事者不度事势，贻陛下忧。今虽从和议，可无虞乎？愿益恐惧修政，以强国本，开言路以广忠益，阐公道以进人才，饬边备以防虏诈」。时执政议欲留公，宰臣陈自强曰：「斯人闽县之政吾知之，然真是伪学」。侂胄诛，自强逐，遂以公提举广东常平茶盐事。既至，首覈诸郡储偫之实，复白于朝，欲令守臣岁以新陈相易，常存其半，以备缓急。监司积弊久，逋亭户缗钱十万，漕司五万，公痛加裁约，以身先之，未几悉偿所负十五万者。奏请广南诸州，凡夏秋之赋即郡以输者，虽外县官奉廪亦当从州给。又言：仕乎南者多自为裨贩，夺州县征商之利。请凡仕广而商者，转贩所经，许州郡没入其货。嘉定二年召，入对曰：「人君代天理物，圣人宪天聪明，故典礼讨命，皆归之天，示不以私意参焉。所以不言而信，不怒而威，天下定于一。苟有私意，形于朝廷则朝廷各有心，形于天下则天下各有心矣。人各有心以事其上，亦曰殆哉，此古圣人所惧而不敢肆也。方今承凋敝之馀，履艰难之运，天下之势不可谓安，所恃者人心；天下之心固未易一，所恃者公道。公道明则人心自一，朝廷自尊，虽危可安也；公道废则人心自贰，朝廷自轻，虽安易危也。愿陛下主此公道，不用一毫私心，不听左右私言，大臣奉行公道，进一人，退一人，皆采天下公议而无作好恶，至于一号一令，莫不皆然。陛下主张公道而大臣有不钦承，则天下之恶皆归之矣；大臣奉行公道而小臣犹不精白，亦明时所不容也。如是则言而民信，动而民从，盗贼不作，水旱饥馑之忧可消矣」。时江、湖峒寇方警，公言：「弭盗之策，当精择帅臣而重其责，俾视守臣之不胜任者易之，兵官之非其才者汰之，许以辟置选补，使帅臣重于一路，耳目不蔽，奸宄具知，必能潜消隐伏，剪除萌芽，不至上烦宵旰」。除吏部郎中。时诏中外各陈钱币利害，特命公与刘弥正详择其当以闻。既共条五说上之，而公之意以为终非久计，独上言：「救天下极弊，不可守天下常规。凡内庭冗费，愿委信臣，特加裁削，为外庭倡；外庭冗费，责之大臣，更加裁削，为天下倡。取裁削之数，专置一司，随月桩收。然后诏天下监司郡邑各具常费，若交承迎送、增添俸给、宾客馈遗之属，委漕臣裁损桩管，专为收楮之用。行之三年，必有成效」。后因登对，又取淳熙故事以进，其略谓：「孝宗于楮币流通之时，常出内帑金银收之，为今日计，亦不过渐收之而已。若岁收三百万，十年亦三千万」。时朝廷以楮币日轻为忧，献议者争以新奇自售，公之持论独如此，识者以为不可易。转对言：「陛下即位之初，首重讲读，十有六年，未尝厌倦，不知圣躬内省，亦有日新之益乎，观理道亦有日新之效乎。向臣两对清光，陛下临朝渊默，法天无言。今蒙收召，复望清光，而渊默无言犹昔。陛下临朝不与群臣言，退而与言者何人邪？臣愿开张圣听，于经筵讲读、大臣奏对，反复问难，以求义理之当否与政事之得失，则圣学进而治道隆矣」。既又言：「庙堂之上，每一官阙，踌躇四顾，有乏才之叹，其患在于取人之道未广，用人之意未洪。愿诏大臣体荡荡平平之义，惟贤是任，惟能是使，去好恶之私，绝党偏之弊，则野无遗贤而庶绩熙矣」。丐外，除提点浙西刑狱。大暑隆寒，巡按靡倦。岁荐惟才是予，至所举劾，虽权要弗避也。有杀人而匿贵势家者，吏不敢捕，公移文以索，曰不出当闻诸朝，于是罪人斯得。其行部不以吏卒自随，吏受民钱五百，亦付狱治罪。严陵有重囚久不决，公察其故，乃本司吏首受赇，俾缓其事，公立黥之。夏出虑囚，往来台治下，家以小丧闻，不一入视，闻者叹曰：「真监司矣」！杭、严水灾，朝廷独阁桐庐税，而建德、淳安、富阳未被恩恤，公力言之，且乞量蠲夏赋。又论平江和籴之扰，常州诸县科买马草之弊，丐蠲除之。召为国子司业。始见诸生，首诲以立身行己为先，毋颛意程试，汲汲利禄。进对言：「治道原于士风，士风本于学术。古者司徒之职、典乐之官，今学官之任也。周衰，孔子取先王之大经大法，与其徒诵而传之，杂见于六经。自汉以来，虽曰崇儒，然汉儒之陋，训诂益详而义理益晦。故韩愈《原道》曰『轲之死，不得其传』，谓其精微之旨不传也。艺祖皇帝于干戈甫定之馀，召处士王昭素讲《易》禁中，累圣相承，以为先务，治教休明，儒宗间出，然后六经遗旨、孔孟微言，复明于千载之后。天下学者诵而习之，以《论语》、《孟子》为门，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为准，故其事父则孝，事君则忠，世之所谓道学者也。庆元以来，权佞当国，恶人议己，指道为伪，屏其人，禁其书。十馀年间，学者无所依向，义利不明，趋向污下，人欲横流，廉耻日丧，望其既仕之后，职业修，名节立，不可得也。乞降明诏，庆元以来名以伪学而禁其书指挥更不施行，息邪说，正人心，使学知本原，士风归厚，实宗社之福」。又言：「舍法兼取行艺，今但考其艺而略其行，致学者自放于规绳之外。故侍讲朱熹守南康日，于白鹿洞书院揭示学规，皆圣贤教人大旨，学者立身之要。谨录以进，请颁下两学，为诸生斋规，与旧学规并行。斋规示以进修之方，学规正其不修之罪」。从之。时有司检会庆元章奏，将议施行，而执政有任言责时亦尝论列者，事虽寝而太学诸生稍务以道义相勉，而知穷理居敬之说。初，公在广东，尝寓书今丞相史公，言：「昔先正魏王再相日，语吕郎中、石编修曰：『某老矣，勉强再来，盖事有未竟者，第一欲起朱元晦，次荐引诸贤』。令二公先以书抵朱文公道此意，未几除文公守南康，后又尽荐诸贤。今文公往矣，然其所著书天下诵之。愿丞相更承先志，言于上，取其所著《大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论》、《孟》之说，以备劝讲，正君定国，慰天下学士大夫之心」。盖公在山阴时，闻其说于沈公焕如此，后在成均，遂以数书锓于胄监，俾学者诵习焉。兼国史院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，充接伴金国贺正使。归对，言：「淮东地博而腴，有陂泽水泉之利，而荒芜者多；其民习于战斗，而安集者少。诚委州县招诱散亡，立顷亩之限而授之田，浚沟洫以储水，因可防戎马驱突之患。给田器，贷种粮，为室庐，使相保聚，什伍而教之。此管仲内政、宇文泰府兵遗法也」。又条李泌复府兵、张全义在河南事上之。进国子祭酒，兼侍立修注官。数月，兼权兵部侍郎，改刑部。进对，言：「陛下临朝，渊默无言，必谓大臣进呈不待咨度，群臣献言当经中书。然讲读之际，则又不同，当款接以求多闻，问辩以求当理。今经筵所见，无异临朝，讲读进退，姑备故事。虽圣性自得，默而识之，然臣愿益广圣心，少加咨访。孝宗每对群臣，多所访问，讲读之臣，多得圣语。间因内宿，赐以面对，此陛下家法也」。权刑部侍郎，兼祭酒。时朝廷用人，多以才选，公言：「皋陶九德，乃知人之法，而不及才，盖才即德也。鲁史克所谓八才，即皋陶所谓德者。后世离德而言才，以才取人，故名奉法者或至于残民，善理财者不免于聚敛，能治狱者不免于深文。古今治少乱多，皆用才之弊也」。兼太子左谕德、同修国史、实录院同修撰，上疏曰：「舜九官济济，和之至也。然孔子曰『君子和而不同』，晏婴曰和与同异，盖和者可否相济，同者随声是非。近岁士大夫随声是非之患多，可否相济之义少。其平居苟且，依违患失，则其言事必无犯颜逆耳之忠，临难必无仗节死义之操。愿诏大臣，奖忠谠以作士气，戒谀佞以肃具僚，宗社幸甚」。时廷臣争务容默，有论事稍切者，众辄指以为异，故公言及之。十月，雷，公请遴选监司，以察贪吏，求民瘼。又言：「虏运已衰，我之边鄙宜过虑者三，盗贼乘间，奸雄崛起，外夷猖獗是也。备之之策，惟在得人。既选沿边守臣，佐之者亦不可不择。臣谓文臣如职曹官，武臣如兵马都监之属，宜使守臣察其不足仗者易之。帅臣制司，寄任尤重，参佐谋议，或非其材，亦许辟改，庶谋虑有人，足支缓急」。又乞申儆诸帅，各举将才，帅守监司，亦得论荐，其说甚备。既又取欧阳修军中求将之法上之，又言：「中原云扰，使命不通，或败兵奔突，或流民来附，皆不容亡备。若民兵措置有法，则边境守禦自安。盖沿边之民习不畏虏，少少结约，皆足自固。臣昨接伴虏使，至盱眙，见龟山二三百家独不经兵火，问其父老，自言长于劫寨，虏兵畏之。因思彼才二三百家，协力已足自固，况众于龟山，又有官兵为之援乎？愿下边郡条其事宜以闻」。又取欧阳修论西北虏事以献，曰：「契丹为元昊所败，人皆以二虏拿兵为喜，修独忧其为将来之患。盖为国者习安则人材难见，有事则将帅自出，变骄心为愤志，化惰卒为精兵，则二虏交兵，乃虏之利，非我之福也。今夷虏相攻，战争方始，拿兵不解，强者为雄，邻有强国，非我忧乎？华乱未定，盗贼将起，奸雄乘之，我能独安乎？战败之兵，冲突而南，两淮单弱，何以待之？中原遗民，流徙而南，拒之不忍，容之又难，可无虑乎？然则固藩篱，选诸将，择元帅，今日尤不可缓」。同知七年贡举。始公以文弊为请，朝廷既施行之，至是多得老成重厚之士，物议称允。集英策士，公援淳熙故事，「请令后省或馆学，取进士所陈切于利害者，类聚以闻，俾人知陛下不以空言取士」。时虏酋以弑殒，鞑师乘之，燕城被围久，我之使人留境上，不得报，中原遗民日相帅南向。公言：「高宗当夷虏方盛之时，勉从和议，后虏败盟，欲增筑边城，竟牵和议而止。今虏运既衰，信使不通，七八十年来仅得此机会。臣谓凡今极边州郡之未城者当城之，至于边邑之可控扼应援者，亦宜以时修筑」。又言：「臣所谓未城之郡，盱眙是也。或曰盱眙不必城，有急以天长、六合为固，审尔是弃淮也。又濠梁、安丰虽颇有城，然可以禦盗而不可禦敌，谓宜增筑，且创置楼橹，大略如楚州，然后守备可固」。既又取姚襄归晋、侯景附梁事以进，其略谓：「金虏危亡争立，或以款塞为名，或遣使索币，皆当有以应之。或其势既分，各来索币，亦当思所以答。或边尘有警，将孰可用，财孰可取，城孰可守，守孰可固，凡此皆当豫图，毋谓虏方多事，我得以自安也」。未几虏果移文对境，邀我正旦、生辰使者。公言：「东晋至陈三百年间，虽经略区区，仅全吴楚，然未尝求和于北，皆足自立。今地兼吴蜀，当虏灭亡之时，正我立国之日，竭民膏血以奉垂亡之虏固不可，彼方据吾故都，尚遣使以贺，可乎？愿移屯以壮边势，且责帅守预为之防，使疆埸有备，彼欲以虚言恐喝，不可得也」。时中原旱饥，遗民归附日众，边臣处置失宜。公言：「绍兴间，伪豫遣兵犯涟水，韩世忠迎击殪之，得脱者什一二。高宗谕之曰：『淮北之民，皆吾赤子，可令埋瘗』。御史周秘请还虏俘，复谕曰：『朕痛念西北人民，进为主帅所戮，退为刘麟所残，不幸至此。所获馀虏，当给钱米遣之』。高宗兼爱南北之民如此，乌乎仁哉！则彼之饥荒流离而无告者，固宜一视而同仁也。愿诏边臣，以祖逖、羊祜、陆逊为法，使仁声仁闻播于华夷。民心既归，恢复在其中矣」。除刑部侍郎，进言：「河北方张之虏，山东崛起之盗，乘女真衰微，各谋吞并，我若复通女真，输之岁币，既失大国之体，弥启取侮之端。彼二寇将曰，女真将亡，我犹事以币帛，设若先以嫚书，因而求衅，邀我金币，何以待之？况河朔创残，河南饥馑，彼知淮甸丰稔，江浙殷富，垂涎妄动，其将若何？为今之计，必得声实兼全，使莫敢侮予而后可。所谓实者，建制司于淮上，移兵屯于要地是也。所谓声者，罢通贺女真之使是也。或谓遣使予币，可使为吾捍禦，此乃迎合之论。彼方奔窜不暇，何捍禦之足言？或谓使华不遣，恐启兵端，此亦未之思耳。彼其肘腋之盗尚不敢图，尚敢为我敌乎？使吾固守之计不足以捍残虏，异时方张之敌、崛起之盗，何以禦之？今纵不能如晋人焚币斩使，亦可诿以道路未通，幽都未返，迁延其词以答之。况我已尝遣使而彼不受，又尝遣迓而彼不来，足以有辞矣。迁延年岁，我于其间亟修固守之实，则非惟示威于女真，又可以伐二寇之谋」。寻又上疏，其略以为：「今虏酋奔窜，河北、山东，盗贼纵横，鞑人、夏人，攻击未已。使遂灭亡，则中原云扰，奸雄乘之，必若苻坚之时。万一稍能自立，则狼子野心，必未可保，将若逆亮之时，皆可深虑。愿深味孔子远虑之言，力行仲舒勉强之说，与大臣图之」。又言：「臣前建议置制司于两淮之中，移屯兵于要害之地，近闻使虏而归者亦献此策，臣敢复详言之。盖今择守缮城，募兵选将，虽皆备边良画，然穷边之守，责其持久，全赖应援，置制司于两淮之中，所以为边城之援也。议者必曰：两淮重镇，各有帅臣，复建一司，责任不专。臣谓合肥虽淮西重镇，然地在极边，可以自守而不能援他郡；维扬虽淮东重镇，然地在江北，可蔽南徐而不能援边陲。无援而责以死守，此巡、远之所以败也。议者谓金陵已建制司，江北不可复建。臣谓金陵所以制沿江，两淮所以制沿淮，责各有归，则缓急可恃。且两淮之地，历阳居中，内蔽采石，外接淮堧。若颛建一司，惟此地为宜；使兼转挽，则两漕可省；并领和州，则兵民可一。置营寨，立仓储，徙沿江诸军三万人以隶之，无事则按阅如都统之法，有事则调发以援边城之急。两淮利害，一切使之商榷废置，朝廷委任而责成之，可无北顾忧矣」。时江上诸将多以微文细故坐黜，虽尝有功边鄙者，或不免吏议。公取曾巩《政论》，言艺祖置将皆富之以财，其说曰：「待武吏与待文吏不同，文吏取以廉耻，责以廉耻；武吏取以材能，责以材能。文吏任州县，以节用爱人为先；武吏任将帅，以醲赏得士为先。我艺祖任将之道，可以为法。将帅在边，欲其间谍精明，士卒用命，非财不可，顾可使之啬于财乎？臣愿一以太祖为法」。四月旱，有诏求言，公上疏曰：「臣闻知之非艰，行之惟艰。陛下更化之初，尝下求言之诏，而深虑远谋，忠言鲠论，未尝施行，所行者目前之细故。近岁以来，星变日蚀冬雷，皆可畏之变也。今农事方殷，旱既太甚，天变见于上，人情动于下，虽因迩臣之请降诏求言，臣不知陛下诚意在于闻阙失而正厥事，抑用人言以应故事乎？若徇人言、应故事，则天固不可欺也。不正厥事，人可欺乎？天下之事，当与天下共之，不可以一人私之，事之是非，至于义理而止。臣愿陛下与二三大臣，至公无我，躬揽中外书疏，付之给舍，俾条上所当行者，讲究而施行之，则人心悦而天意解矣」。已而不雨，至于八月，公言：「《礼记》：『年不顺成，天子素服素车，食无乐』。又曰：『至于八月不雨，君不举』。谓宜下诏，罢今年瑞庆节赐宴，示惧灾忧民之意，且以为谢绝虏使之名」。事虽不行，时论韪之。权工部尚书，兼太子右庶子，仍兼左谕德。初，公既与宫僚，即丐免祭酒，请专意辅导。尝取文公所释《论》、《孟》等书以献，曰：「此讲学之要也，茍明乎此，则他可迎刃而解矣」。公于讲说不为文采，至其切于修身、正家、治国、平天下之道，必反复开陈之。尝进哲宗避蚁故事，曰：「避蚁宫中事也，而外庭无不知。《诗》曰：『鼓钟于宫，声闻于外』。圣人修德，不以隐显二其心。后世人君，谓宫庭燕私之间，举动不谨，人不得见，言语不择，人不得闻，而不知无隐不彰，载之信史者，虽床饰之言无不书也。故《中庸》曰『莫见乎隐，莫显乎微，君子谨其独』」。讲《易》天行健章，则曰：「天之所以健者，其体阳，其德刚也。君子观其象，则当自强不息。然一屈于物欲则不能刚，故孔子曰『枨也欲，焉得刚』！盖刚能进德，欲能丧德，二者相为消长，而况富有四海，声色货利易动其心，便辟侧媚求中其欲，一屈于欲，则私意横生，理为欲夺，又焉得刚？所贵于自强不息者，盖有一息閒断，则物欲乘隙而投之，虽有志气不能自为主宰，安能法天之健乎」？讲《孟子》养心章，则曰：「心者神明之舍，所以酬酢庶事，经纬万方者也。常操而存之，然后定而能应，《易》曰『寂然不动，感而遂通天下之故』是也。操而存之，何所用其力哉？去其为心害者而已。虽物欲为害之时，亦岂无仁义之心，特牵于欲而不自觉。故曰养心莫善于寡欲，多欲则欲为主，寡欲则心为主。然人有形色即有欲，非可绝也，口之于味，目之于色，耳之于声，鼻之于臭，四肢之于安佚，无非欲也。惟君子之欲有则而不过，则心常为之主，此舜禹所以有天下而不与焉也」。至仁宗讲《损》卦「惩忿窒欲」，则曰：「人之接物，易以忿害物；人之处身，易以欲害身。七情之中，其难制者，忿、欲为甚。人能于忿怒之时，稍息其怒而观理之是非，则不至于害物矣；人能于嗜欲动时，静而止之，思害身之可畏，则不至于害身矣。仁宗曰『人之情欲皆出于阴阳，而损之在人』，是正得损之道也」。至讲《诗》终篇，则又进说曰：「《诗》三百篇，《周南》后妃之德，先王修身正家之效也，《召南》夫人之德，诸侯修身正家之效也。先王之身修，故后妃化之而无险诐私谒之心；诸侯之身修，故夫人化之而能循法度。推之国而国治，推之天下而天下平。下逮《国风》之变，在卫则《绿衣》、《燕燕》之诗作，《凯风》、《谷风》之刺兴，至于《墙茨》、《桑中》之丑，则其乱也，未尝不起于闺门衽席间。《诗》所以首二《南》者，岂非求诸己而后求诸人，治其内而后治其外哉？故周之兴也以太姒，其衰也以艳妻，读《诗》者可以鉴矣。孔子曰：『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思无邪』。此又读《诗》之要也。先正其心而无邪思，则以之读《诗》，古人是非得失了然目前，知所以为法戒矣」。公每讲读，至经史所陈声色嗜欲之戒，辄恳切再三，及是敷陈尤切。呜呼，倘天假之年，使终任辅翊之责，其所以成就储德者，顾可量也哉！公既迁宫庶，不复与讲，东宫特请于上，俾公仍兼讲。公以年过七十，屡请谢不获，自是章凡二十上，而拜不允之诏七，至引赵抃留欧阳修等事以谕。公比疾，又恳祈，卒不获命。公虽疾，犹黾勉辅导不怠，故疾间复作，遂不起。享年七十有三，积阶太中大夫，爵建阳县开国子，食邑五百户，以通奉大夫致仕。遗表闻，赠赙如式。公为人简质端重，而天性孝友尤笃。少习家训，长得明师，又见四方前修钜儒，如南轩张宣公、东莱吕成公，皆与往复讲论。其学以不欺为主，其接物夷易，温然可亲，然欲干以私者，皆莫敢出口。与人言心平气和，语简而当，听者心服。称人之善无溢美，其恶恶亦无深疾。每病学者空谈无实，尝为《天台学四先生祠记》，曰：「学者当穷理以致其知，反躬以践其实，若趋其名以为高，入耳而出乎口，皆四先生之罪人也」。盖其平生所素戒在此。故时方歆慕道学，公欿然无所喜；及以伪学而禁，公亦泰然无所惧。居家俭约，虽已贵如初仕。每曰：「先人家法，不敢过也」。仲氏炳，擢戊戌第，与公接武登朝。叔季子侄，相继收儒科，或联贡于乡。建人语家学之盛，必曰刘氏云。公赒内外属人之贫，终始不少倦。幼而孤者，男则教之学，女则择所归。岁饥，辄发粟平价以济乡里。其接引后进，所以劝谕开譬者备至。当官取予，一介不妄，安于义命，未尝轻求人知。为政以风化为重，尤恶异教害俗。在番阳日，泉使悯遗骸不掩，议欲葬之水火，公言人死魂升魄降，形气各返其初，西方法非是，使死者有知，祸亦酷矣。每夜敛衽默坐，虚心省察，常曰不于定静时体察，则应事接物或至有差。尝取节孝徐先生帖教子弟，其言曰：「日入之后，至于夜中，事物俱静，志气俱定，是君子思虑经纶之时，昼之所行，夜之所思也」。其事君以不欺为忠，至为侍从，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荐贤举善，不进不止，然其人皆莫之知。平生论著，有《奏议》、《史藁》、《经筵故事》《、东宫诗解》、《礼记解》、《讲堂故事》若干卷，《云庄外藁》若干卷，藏于家。夫人李氏，武节郎晋明之女，奉议郎宗思之妹，先公八年卒，赠硕人。子垕，今为奉议郎，知建康府江宁县事。女三人，陈择、詹枢、袁宜中其婿也。孙男一人，钦，宣义郎、监福州岭口监仓。孙女一人，适太学生江渊，先六年卒。曾孙男一人，尚幼。其孤以十年十月庚戌，葬公于邵武军邵武县仁泽乡桂林之原。铭曰：

圣学失传，天启濂洛。有开斯人，如寐之觉。吾道之南，世有宗工。集厥大成，则惟文公。公生同时，而又同里。少登师门，以迄莫齿。孰疑弗剖，孰蔽弗祛！昼讲夜思，岁充月馀。发而施之，或言或事。惟正是繇，毋或有二。曰此文公，实以教予。厥临孔威，其忍畔诸！遂登禁途，遂傅储极。惟一其心，以辅以翼。直辞婉赋，杜渐防微。思公之忠，可为涕洟。蠢兹孽酋，逃奔如鼠。狃于虚憍，犹索我赂。众谓可与，公曰不然。愿辍金缯，移以实边。新狄鸱张，群雄蜂起。扰扰中原，如鼎斯沸。众谓无虞，公独深忧。愿饬边臣，固圉是谋。必重制垣，必徙兵戍。必绝虏交，声实乃副。公没几时，羽檄四驰。畴昔之言，亶犹蓍龟。天子念公，嘉名是锡。其义维何，曰正曰直。文公之门，今存者谁？不负所学，如公其几？瞻彼桂林，有菀其麓。我铭匪诬，千载可复。

臣窃惟边戍未撤，帅阃之关系甚重。以今日三边计之，山阳之帅阃关系尤重。盖归附之众日萃于山阳，任总戎之责者苟无以镇服之，则彼将有所玩而生变；无以驾驭之，则彼将有所激而生变。授钺之或当或否，国之安危判焉。臣谓为山阳之帅阃关系尤重者，此也。臣请以古事證之。河南新附，在祖逖固能以恩结之，抑亦平昔之雅望素孚焉；一旦统之以戴渊，则乌坞相继叛去矣。此无他，无以镇服其心故也。姚襄单骑来归，才见谢尚，而欢若平生，一旦制之以商浩，则反噬之祸不旋踵。此无他，驾驭之失其道故也。山阳帅阃之虚久矣，庙谟宏深，本难窥测，外议揣度，未免纷纭。或谓向来之策勋边头者，陛下实注意焉。臣窃以为，归附之首领，平时颇以为战功自负，且以忠赤自许，万一陛下之谋帅果如外间揣度之论，彼将曰：「子功出吾下，而位居吾上，何也」？窃恐不能无忿心。又曰：「岂无他人，而使是子临我，是防我也」。窃恐不能无疑心。疑忿既生，衅隙易起，萧墙之变将必随之。今日文武之士布满中外，宸衷所契、翘馆所储，与夫公论所推、人望所属，岂无鸿儒硕德，胸中自有甲兵，可以授钺而分阃者？愿陛下与二三大臣蚤为之所，选择而遣之。使如李光弼之始至，而壁垒旌旗，精彩皆变可也；又使如韩琦、范仲淹之经略西夏，而边土有「一韩一范」之谣可也。庶乎群疑亡而众论塞矣，归附之情不特帖然相安，亦抑可以得其死力，而终为吾用矣。春秋时，师慧之过朝，曰「必无人焉」，则轻之；绕朝之赠策也，曰「子无谓秦无人」，则晋惧焉。以山阳帅阃之久虚，而陛下弄印迟疑几半载，而未有所属焉，觇国者其谓之何？此臣所以日夜痛心疾首，而不能已于言也。惟陛下与二三大臣亟图之。

用兵者必知彼己之强弱，然后可以定攻守之计。知我之可以战，而不知敌之不可与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攻；知敌之可战，而不知我之不可以战，则在兵法为不知其所守。夫不知攻守之计者，小而用之一军，大而用之一国，又大而用之天下，未有不败者也。古之王者不幸而与外国相持，必审乎此，以为制禦之术。外国强而中国弱，则能下之；中国强而外国弱，则能服之；外国中国俱弱，则自守而已。盖外国之人尊尚勇力，便习骑射，生长于戎阵之间，然刚暴而不知退让，无亲爱以相固，无礼义以相维，故骤强而易衰。方其盛强，虽圣王在上，犹被其患，侵轶纵暴，其锋不可当。及其既衰，则内相攻残，而中国坐制其弊。此其势然也。譬犹勇悍之夫，疾呼奋臂以张其威怒，诚不可与之校。及其气衰力竭，疲惫而偃仆，则三尺童子可制其命。呜呼！有国者能审乎此，则可与语中外强弱之形势矣。请因此以论古今之变。昔光武乘王莽之乱，中国疲弊，匈奴之寇岁岁不绝。其后饥疲并兴，自相分争，臧宫、马武之徒抚剑抵掌，志驰于伊吾之北。然是时北狄虽衰，汉亦新复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光武以为北狄尚彊，传闻失实，不如姑息吾民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至显宗时，承平既久，辟土益广，黎民岁增，而匈奴内侵，边城尽闭，于是纳耿秉之议，而诸将扬兵于漠北矣。然则耿秉诸将所以建功者，以汉于中兴之初，能固守其文德也。晋穆帝时，石季龙死，北方大乱，士民襁负而来归，议者以为中原指期可复。然是时石氏虽亡，晋亦不振，彊弱之势未有所分也，故蔡谟独谓所亲曰：「胡灭诚为大庆，然恐更为朝廷之忧」。此其知彼己也审矣。其后殷浩进据洛阳，桓温战于林渚，皆无功而反。然则殷浩、桓温所以致败者，以晋当中微之际，欲力争于武功也。夫汉晋之成败相去绝远，惟在乎知彼知己、审与不审之间。将欲制御敌国，可不察夫强弱之分哉！国家遭金人之乱，一纪于此矣。󲦤绅之儒、介胄之士，相与议论于朝野之间者，或谓前此用兵皆我自败而敌不足畏者有之，或谓金人之彊振古无比而我不可图者有之，二者胥失也。夫契丹与中国抗衡垂二百年，圣明之君、忠智之臣，朝谋夕虑，思有以屈之，迄不得志。西夏习战，数有武功，方其盛时，北抗契丹南寇中国，我师百万聚于陕西，而救死扶伤之不暇，亦桀黠之雄也。然而金人起东北，不二十年举契丹、臣西夏，遂悉从引弓之国，长驱于中原。国家败于河东，又败于京师，又败于陕西，又败于淮扬。岂特我之不能哉，盖亦其至彊也。观其行师治众之力，料敌制胜之谋，举无遗策，略不世出，加以器械之利，形势之便，兼中国之所长而有之。愚谓汉唐全盛之时，得韩、白不世之将，犹未能轻此敌也，况今日乎！虽然，以为不可图者，盖亦不察矣。尝料金人之众，本不当吾一大郡。以女真之师劫契丹而用之，以契丹之师劫燕人而用之，以至诸国之属从者，皆非心服，力劫之而已。而契丹、燕人怀其父兄骨肉之雠，怨之切骨，部族既异，人各有心，其势岂能久耶？加以耶律氏之族，往往当权用事，皆有兴复社稷之心。以为北南罢兵，则金人守胜而无事，英雄无所用武，故使穷兵黩武，以外敝其众，因乘风尘之变，庶几于得骋焉。盖其势有类苻坚者。坚之盛时，擒姚襄、破慕容炜，皆释其亲而用之。其征江南，王猛、苻融深以为谏，独姚苌、慕容垂劝成之。及淝水一败，垂、苌之徒果乘间飞扬，卒灭苻氏。金人之祸殆将类此。矧得中国玉帛子女以乱其志虑，上有惑志，下有争心，外无彊敌，内多功臣，士马疲于战斗，仇雠聚于心腹，不过数年，内变必起。我以全制其后，可以万全。此兵家所谓其彊易弱者也，何不可图之有哉！图之之术奈何？亦乘其变而已。知其未有变也，则法光武之言而固守文德，何虑于贻后日之患乎？知其有变也，则违蔡谟之论而力争武功，何疑于致朝廷之忧乎？虽然，方匈奴之分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光武犹以为非时者，盖以中原初定，民力未任于征役也。方季龙之死，固有变之可乘矣，而蔡谟犹忧于致患者，盖以公卿之间，人才不足以办此也。诚能蓄养民力，搜选人才，以待敌人之变，则若窦宪之勒燕然可也，耿秉诸将之功，何足道哉！虽若刘裕之平关中可也，殷浩、桓温之败何足忧哉！而执事乃使承学之士，权轻重之势，度可否之时，酌其宜施于今者。顾愚不敏，何足以权大事乎？尝闻古之英雄之主欲求非常之功者，必有规模先定于中。若事之成否，则有非人力所能致者矣。勾践之报吴，是骄其敌而已；昭王之图齐，是俟其衅而已。骄敌而敌可骄，俟衅而衅可乘，天也。孙权称臣于魏，受其封爵，至欲乞身交州以保馀年，亦所以骄其敌也。刘备跨有荆益，保其岩阻，天下有变则欲下宛洛以出秦川，亦所以俟其衅也。骄敌而不骄，俟衅而无衅，亦天也。传曰：「圣人非生时，时至而弗失」。使孙权、刘备而图句践、燕昭之功，则覆亡之不暇，尚何燕越而能保哉！愚愿国家修四君之术，以俟二国之变，规模一定，勿为浮议所摇。其济与否，视天之何如，吾不敢取必焉，可也，然执事之言曰「上天悔祸，北敌相残」。呜呼，天意固有在矣。

某窃审黼座兴恩，驿书趣召，始有安车蒲轮之命，后有进职内祠之除，既为朝廷喜，又为先生忧。向使门墙不见，亦欲献其狂瞽，况谦谦之志，谆谆之诲，安敢不竭愚衷以答尊旨！窃谓先生有决不可出者三，有至难言者四。召彼故老，虽是主上初意，此番乃因一从官建言而出命，一不可出也；不苟合于为左谏议之初，而彊起于谢事十年之后，二不可出也；自古及今少全人，先生修到这里，愿为天下后世深藏此璧，勿使少有瑕颣，三不可出也。此为不出论尔，出又有事在。夫有立主之功，非惟人谋，亦是天数，一难言也；当国二十年，习事多矣，而欲使之改志虑、变规摹以从我，二难言也；礼下绛侯，尊异博陆，汉之文、宣皆不能免，今遽以揽权听断责望主上，三难言也；当世要务，真、魏略言之矣，下于两贤则太卑，高于两贤则太偪，四难言也。然则先生将何以复于上乎？疏贱小臣固不足以知君德，每闻天下称颂尧言，盖阅古今、识治乱之贤主也。诸公不积诚意以感悟，乃张危言以攻激，诸公之误甚矣。何况上方委政大臣，诸公乃于此时专攻上躬，谓之不中机会、不切事情可也，如时事何？为先生计，惟有坚卧不肯起一着可以有辞于永世。但力辞恩数之后，恐不免有囊封手疏之类，莫若为上言贤士不可逐，直言不可罪。彼造膝附耳之语乃宣播于外，下之失不可追矣；此设鼓立木而求，乃谴怒其人，上之失不已甚乎！若夫忠义陆梁，寖有姚襄、侯景之势；江面单弱，不及杜充、王权之时。识者方有被发左衽之忧，而在廷诸臣莫有深言此事者。

臣闻今日之患，至危至急，关于理乱存亡之大者，流民是也。臣窃迹往事，未暇枚举，姑以晋事言之。永宁间，李特、雄辈，其始不过挟流民为乱耳。特、雄，单人窭子，尚能因流民蚁附，结大营于绵竹以处之，旬月之间，有众二万，遂据全蜀。自古惟有已乱之方者，乃能折倡乱之萌。西晋不知已乱，而纵特、雄之倡乱，故蔓延以及东晋。雍州流民，多在南阳，王如因之为乱。巴蜀流民，布在荆湘，杜韬又因之以作乱。逮其后也，江西流民执长吏降姚襄，建业震骇。谢尚自历阳还卫京师，固江备守。此皆倡乱之始，不思亟加安辑，故其流毒寖盛寖烈，以至此极耳。况今岁荒歉，米价腾踊，饿莩满目，在在皆然。以外之流民，煽内之饥民，等死之念一萌，喜乱之徒群起，国将奈何哉！夫不恤内地之饥民，则凡转徙于道途者，皆流民也，又加以在外源源方来之流民，吾仓皇无策，必将固拒。且淮民皆吾赤子，今不加拯救，反从而拒之，是雠之也。以子为雠，稍有人心，何忍为此？臣之愚虑，谓宜亟加区画，如救头目然。然有当行而未易行者，凡数条焉。今州县间流民入境，未知数目多寡，宜责之长吏广为措置。或分寺观而暂为居止之计，或随力赡养而亟救垂绝之命。其说固当行矣，然诸郡赤立，经常莫继，一旦重以此费，官帑空竭，计将安出？虽有巧智，于何取办？此其未易行者一也。淮民劲悍材武，与江浙不同，转填沟壑，殊可恨惜，宜取其尤强壮者，籍以为兵。如近日新招拱卫一军，亦可充数。仍覈所在诸军，多有虚籍，与其募市井之游手，曷若收淮民之壮丁？其说固当行矣，然养兵猥众，为今大弊，不能汰而又益之，来者无穷，反致激变。此其未易行者二也。两淮清野，伐敌因粮之谋，室庐田产无尺椽寸草之留，独有山水寨阻险为固者如故也。因而葺理，增立堡塞，以处复业之民，其说亦当行矣，然民多寨少，何足以容？葺理之费，官给之乎，抑听民自为而官助之乎？俱非空言之所可办。况此又在强敌尽退之后耳，谈河止渴，奚救目前？此其未易行者三也。借曰其后复业，官司为之主盟，还其自有之田，劝以力农之务，其说亦当行矣，然自经敌人蹂躏之馀，种尽矣，牛尽矣，耕具又皆尽矣。小民积累，岁久尚不能集，一朝还乡，决难措办。是亦驱而就死地耳。矧敌情叵测，去来无常，民未知复业之获利，反不如寄寓之暂宽。此其未易行者四也。矧今近甸间有剽掠之众，辇下已有攫拿之风。凡此亦足以鼓雄心而长声势。氓隶迁徒，皆勍敌也；斩木揭竿，皆劲兵也。群起附和，如水赴壑，流民之祸，岂不甚可畏哉！陛下盍亦怀愚夫愚妇一能胜予之念，轸燕巢幕上、鱼游釜中之忧，凡前四条，利害相形，有非独见单虑之所可臆决，宜诞布集议之诏，俾侍从、台谏、两省官以及在廷之臣，参酌事宜，竭尽忠计，各上议状，不许联名。庶几人人得尽己见，免至雷同塞责。陛下与二三大臣合众谋而断之，至当归一，无有疑贰，于以安近怀远，保邦固本，实宗社生灵大幸。臣不胜惓惓。

《破羌帖》今在米淮阳家，崇宁癸未春，米在都下，以泉十五万得之。后有开元印记及陶谷等题字。余尝跋之云：晋穆帝永和十二年秋，桓温破姚襄于伊水，遂至洛。时将以谢尚镇之，属病不行。此帖所叙桓公摧破羌贼，及喜仁祖小差，正当时事也。是时逸少去会稽内史已岁馀，方遁迹山水间，宜不复以世务经怀。而此书乃叹宣武之威略，悲旧都之始平，忧国嗟时，志犹不息，盖素心如此。惜其一愤远引，使才猷约结，弗光于世，独区区遗翰，见宝后人，览之深为兴叹。

知天下之必可取，为天下于必可取，而后天下可得而定。是故古之神武之君于天下未一之时，而能使天下之势已在吾掌握之中，而吾之所以措置经略之术，固足以运天下于未平之际。故能以孑然之身，当多难之冲，而其措置绰然而有馀，虽犯天下之至难，以图天下之至远，而天下之势必折而入于我者，其故何也？盖其所为者甚大，故足以兼并天下而有馀。然其所为之大者，不待行之已平之后而已，常行于未平之前。惟其行之于未平之前，故其远大之效必著见于已平之后，如炊无不熟，爨无不成。此无他，为吾之敌者其施设甚小，而吾之规模甚大，是故小者不得不折而入于大，而天下可得而定矣。方秦之亡，群盗之所为甚小，而高祖之规模甚大，是以其势必折而入于汉。方莽之乱，群盗之所为甚小，而光武之规模甚大，是以其乱卒平于光武。方隋之亡，群盗之所为甚小，而太宗之规模甚大，是以其势必折而入于唐。尝因此以观江右六朝，龙蟠虎视于建康之地。夫建康者，吴楚之襟喉也。面倚蒋陵，背负洪流，左京口而跨松江，右采石而倚南州，扼胸襟于石头，抗形势于江上。方其时也，限三分于魏主，当精兵于后周，而又加之以兵强国富。然六朝终不能因此以取天下者，其规模之不甚大，而取天下之术甚疏，非地不便而势不利也。窃尝览其已行之迹矣，有可为愤懑者二，可为长太息者五，可为痛惜者二，真取天下者之深戒也。齐氏失其淮浦而其势弱，是以自保之不暇，此可为愤懑者一。陈氏北丧淮淝而其地蹙，是以受并于隋，此可为愤懑者二。孙权狃于赤壁之胜，是以有合肥之奔，此可为长太息者一。文帝狃于伐魏之胜，是以有河南之败，此可为长太息者二。庾亮乘石勒之死而有复中原之志，奈何终有邾城之败，此可为长太息者三。殷浩乘季龙之卒而以中原自任，奈何乃有姚襄之败，此可为长太息者四。梁武虽有复淮之胜而终失河南之地，此可为长太息者五。而其所尤可痛惜者，东晋之末，天下之大机凡再至，而皆失之。孝武之时一至而谢玄失之，义熙十二年再至而刘寄奴失之，是以天下终不可得而一。且晋自永嘉而来，大河以东，浊河以北，毡裘横边，马逸绛头，炽赤面张，寖有年矣。及苻坚之败也，慕容盗陕东，苻冲乱关右，坚、冲相持，其势俱惫，此正卞庄子刺虎之时也。向使晋人能投天下之隙，乘淮淝之锐，练兵蒐乘，直捣长驱，一军北收燕、代以摇赵魏，一军西卷咸、镐而定关河，则天下可图也。奈何反啖敌以粮，养虎遗患，而前日之功今已扫地矣。此可为痛惜者一。宋武之初定长安也，秦民大悦，相与泣涕而留之，举山陵宫室以动其心，此正汉高祖入关之时也。向使因悦附之民，起并吞之志，南济江淮，西通巴蜀，举青豫之师以卷幽燕，发秦中之甲以荡陇右，则天下可图也。奈何反留孺子以捍强敌，而前日之入关适所以辟赫连战场，此可为痛惜者二。是数者足以见六朝之规模甚小，非地不便而势不利也，职此之由尔。故六代之居江左，虽与今日同；而六代之不能复中原，所以与今日异。如前六朝之失，固足以为今日戒，然六朝之人物谋议，亦有可道者。何则？请并刘备，西兼巴蜀，周瑜之策可取；合吴蜀之长，为唇齿之势，以进兼天下，邓芝之策可取也；摧锋冀朔，延誉江南，温、刘之志可尚也；乘秦之乱，求自北征，谢安之策可取也；先荡临淄，扫清河洛，谢晦之诗可咏也；养锐息肩，观兵洛汭，则刘裕之谋可用；文轨大同，然后迁都，则王懿之谋可行。是皆其臣之谋有可取者，然未足以比今日规模之大。幸承明问，又以事之难易、敌之坚脆、攻守机要下询，试妄陈之。汉光武起南阳一邑，不六七年间而取天下。南阳者，今之邓州也。其地不得南方百分之一，而能大创中兴者，盖当未平而所欲为，固足以运天下也。洪惟主上运逢多难，正中兴之秋也。为今天下之大计，必将连吴并蜀，安民息力以为固守之规耶？然振国家之威以混天下者，必勇于进，而后可议荀攸策刘表之无志，王导斥周顗之郁郁。念艺祖提精兵二十万，拓封疆之万里，不为不难。复其故地，主上所急务也，固守之策不足行也。必将运江淮汉沔之资，率荆州西土之兵以进耶？然进取之术贵于分道并进，使敌枝梧不暇，是以晋攻关中则六道并进，唐平淮西则九节度并进。今欲如檀道济自淮向洛，如沈林子自汴入河，岂不可乎？进攻之策未尽善也。必将观天下之势有可乘之便耶？然使百年而便不至，吾将端坐而待之乎？衅隙虽出于敌，而作之者在我。六国以纵散而亡，作之者秦也；项羽以势孤而亡，作之者汉也。今欲取天下，非作敌之隙不可也，乘便之策不足取也。是三者皆不可用，必有取天下之术焉。夫事无难，亦无易，在我而已；敌无坚，亦无脆，亦在我而已。吾果能于多难之时，宏谋巨术足以运天下，则事虽难，变为易；敌虽坚，变为脆。所以致此者，其攻守之道乎？此非孙吴、李靖所论者也，此乃天下之大攻守，而今日之急也。必欲守乎荆州，居上流，江州居中流，扬州居下流，是三流者吴会襟喉，建康藩翰者也。必也据其冲，使蕞尔敌国与夫叛臣，吾得以坐制其命。故应敌之暇，得以自治而有馀，故取天下亦有馀。吾则淬砺吾百官，抚养吾人民，练兵择将，修吾道以深结天下之心。治楼橹于濡坞，习步骑于长乐，礼贤于延宾亭，储食于德充宫。守已得策，然后大举以问背叛之罪。自南郑，定三秦，高祖之遗迹可访也；出石门，自河入汴，沈林子之故事可访也；自彭城，定青徐，至幽冀，谢幼度之故道可访也。彼胁从之民，讴吟我二百年之厚德，必有喜见官军者。守之道得于东南，攻之功收于西北，故天下可以必取也。以主上之聪明神武，必得其妙用以兴天下，以建康而创王业，彼六朝之君，将负荆尔。草茅妄论，惟执事恕而取之。

庆历四年，时西北边事甫定，吴育因上言：「今夏人纳欸，契丹讲盟，朝廷为息肩之计则可，未可恃以为安也（出《仁宗皇帝长编》。）」。

臣闻敌难孔棘，虽庸主不能无惧心；边尘不警，虽明主不能无纵心。唐李翱有言：「大功之后，逸乐易生，乃自昔人主所不免也」。桑田之胜，灭虢之符也；鄢陵之捷，乱晋之媒也。却匈奴七百馀里，亡秦之阶也。天生五材，谁能去兵？非不务于战多隽克也，然治外固难，而自治为尤难；决胜固难，而保胜为尤难。侥倖之不可数得也，祸福之相为倚伏也。魏文侯问李克以吴之亡，顾以数战数胜对。夫数战数胜，岂非国之福哉？胜则骄，骄则纵，纵则其祸不可胜言者矣。仁宗皇帝夏人纳欸西边定矣，契丹讲盟北边定矣，君臣上下宜可歌舞太平矣。吴育上言，谓之未可恃以为安，非虑过也。帝王有大功，所以兴治弭乱，可喜者在是也，可虑者亦在是也。敌人不顺，荐食上国，天心悔祸，眷佑中华。向有顺流结筏之势，今则波涛不警；向有间道斡腹之虞，今则唇齿无恙，谓之西边之定可也。向有轻骑蹂稼之患，今则田野肃清；向有闭城危坐之迫，今则将士贾勇，谓之北边之定可也。驷介百乘，献克楚之俘；先路三命，行伐齐之赏。洗积年退怯之习，成不世奇伟之功，孰不为我国家贺也？然淮西既剪，非无削平僣乱之效，而聚敛之事起。今其可不如仁祖之出内帑而助国用乎？吴会既平，非无一统海内之绩，而后宫之宠章。今其可不如仁祖之戒嫔御以勿通馈遗乎？吐蕃屡败，边功非不可书也，而监门骠骑之祸作。则严内臣选用之法，其可不如仁祖之振朝纲乎？汉南远遁，国耻非不可雪也，而柏梁、建章之役兴。则省宫掖浮侈之费，其可不如仁祖之爱民力乎？矧惟西征虽捷，而彭亡中夜之痛方深；江右虽安，而春燕巢木之惨可念。姚襄小败，而其强自若；魏人敛戌，而佗日复来，又未可与仁祖之时并论也。今未为安，而遽恃以为安，可乎？厝火积薪，难乎安寝；大寒索裘，后时噬脐。则及閒暇而明其政刑，申儆军实，而于胜之不保。大臣以勿恃不来为政事，将帅以常如寇至为规模，庶乎今日之可喜，不至为异日之大可忧，社稷之利也，生民之幸也！不然，敌存而惧，敌去而舞，臣未知其所终也。陛下留神。